卷十四（11）

〖四〗谢安除度田收租之制

第104卷，晋纪二十六，孝武帝太元元年，丙子（公元376年）

太元元年，谢安录尚书事，除度田收租之制。度田收租者，晋之稗政，鲁宣公税亩之遗弊也①，安罢之，可谓体天经（天经，天之常道）以定民制矣。

王者能臣天下之人，不能擅天下之土。人者，以时生者也。生当王者之世，而生之厚、用之利、德之正②，待王者之治而生乃遂；则率其力以事王者，而王者受之以不疑。若夫土，则天地之固有矣。王者代兴代废，而山川原隰（原隰，广平与低湿之地。亦泛指原野。隰，音xí，低湿的地方。亦指新垦的田地）不改其旧；其生百谷卉木金石以养人，王者亦待养焉，无所待于王者也，而王者固不得而擅之。故井田之法，私家八而公一，君与卿大夫士共食之，而君不敢私③。唯役民以助耕，而民所治之地，君弗得而侵焉。民之力，上所得而用，民之田，非上所得而有也。

助、彻者，殷、周之法也，夏则贡矣。贡者，非贡其地之产，贡其人力之所获也。一夫而所贡五亩之粟，为之制耳。曰五十而贡者，五十为一夫而贡其五也④。若夫一夫之耕，或溢于五十亩之外，或俭于五十亩之中，为之一易（一易，隔年耕种的土地）、再易（再易，三年中休耕两年的土地）、莱田（莱田，荒地）之名以宽其征。田则自有五谷以来民（来民，招致、招揽民众），［民］所服（服，从事，致力）之先畴（先畴，先人所遗的田地），王者恶得有之，而抑恶得税之。地之不可擅为一人有，犹天也。天无可分，地无可割，王者虽为天之子，天地岂得而私之，而敢贪天地固然之博厚（博厚，广大深厚）以割裂为己土乎？知此，则度而征之者，人之妄也；不可度而征之者，天之体也；此之谓体天经矣。

以治民之制言之，民之生也，莫重于粟；故劝相（劝相，劝助，劝勉）其民以务本而遂其生者，莫重于农。商贾者，王者之所必抑；游惰者、王者之所必禁也。然而抑之而且张，禁之而且偷，王者亦无如民何。而惟度民以收租，而不度其田。一户之租若干，一口之租若干，有余力而耕地广、有余勤而获粟多者，无所取盈；窳废而弃地者，无所蠲减；民乃益珍其土而竞（竞，争相）于农。其在强豪兼并之世尤便也，田已去而租不除，谁敢以其先畴为有力者之兼并乎？人各保其口分之业（口分之业，谓每口人应分得之田），人各劝于稼穑之事，强豪者又恶从而夺之？则度人而不度田，劝农以均贫富之善术，利在久长而民皆自得，此之谓定民制也。

太元之制，口收税米三斛，不问其田也。不禁兼并，而兼并自息，举末世之制而除之。安之宰天下，思深而道尽，复古以型今，岂一切苟简（苟简，草率而简略）之术所可与议短长哉！

① 参见《左传?宣公十五年》：【传】：初税亩，非礼也。谷出不过藉，以丰财也；

《春秋左传正义?卷二十四?宣十三年至十八年》杜预注：周法：民耕百亩，公田十亩，借民力而治之，税不过此；

孔颖达疏：藉者，借也。民之田谷出共公者，不过取所借之田。欲以丰民之财，故不多税也。既讥其税亩，言“非礼”，乃举正礼言“谷出不过藉”，则知所税亩者，是藉外更税；

② 参见卷四宣帝〖一一〗注①；

③ 参见卷二文帝〖一九〗注②；

④ 参见卷二文帝〖八〗注①。

观鱼曰：对于土地兼并，谢安“太元之制”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，反而会在很大程度上有所刺激甚至鼓励。船山所论，仅涉及问题的一方面：“太元之制”增加了农民出售田地的潜在成本，进而打消其出售田地的意愿。然而，对于问题的另一方面，也是更为重要的一方面：“太元之制”增加了豪强兼并土地的确定巨大收益，进而激发其更为强烈的兼并欲望。

农民之所以出售田地，或因天灾人祸，或因生老病死，绝大多数是无奈之举。明知饮鸩止渴，也不得不向豪强出售田地。对于这种情况下的土地兼并，“太元之制”无能为力，更遑论豪强依仗权势巧取豪夺所造成的兼并。

王夫之,读通鉴论,王夫之读通鉴论,王夫之简介,王船山立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