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正法师谈“大乘非佛说”

   看了大航法师《致福严佛学院校友的一封信》，真是感慨良多不吐不快了，多年以来对印顺法师学术研究的成果，都是“別有一番滋味在心头”，只是人微言轻难以吐露他人，又恐“党情”之辈群起谩骂，以致引起内讼，为亲者痛而仇者快，教外之干扰已不胜其烦，教内之是非又纷至沓来，“内忧外患”值此多事之时，唯默缄为上策，所谓“啼得血流无用处，何如缄口过残春”也。

   大乘非佛说之说法由来已久，在印度的时候就已有此诤论，经马鸣龙树无著世亲等诸大士，广引佛经各自造论宣传大乘法义，在佛教传来中国之前，已圆满的解决了“大乘非佛说之谬论”。佛教传来东土两千年来法融一味，再无大小乘之诤，中国也由此成为了大乘佛法的第二故乡。 

   陏唐时期八宗兴起，无一例外都是以大乘融通小乘，视小乘为根本大乘为依归，虽然诸宗大德为畅演宗风，难免於诸宗间互有抑扬，只是劝化起信之方便，并无宗派之情执，也无否定他宗之说法，致於质疑大乘佛法是否出於世尊金口，是从来未有之事，这种思想是属于近代学术研究的产物，与传统佛教背道而驰。

   民国高僧太虚大师学通三藏淹贯诸宗，也曾有数次悟境，早已是离文字相而能活用文字之大通家，为了八宗并重无所偏倚，就佛教流传之史实判为三时，就佛教之内容判为三系，非常巧妙的统摄诸宗而无诤，虽然提倡“佛教革新”，却是立足於传统，立足於正见与律仪，真知灼见慧眼如炬，不愧为一代高僧佛门领袖。 

   印顺法师作为太虚大师的学生，亲近大师多年蒙恩最多，佛学见解上却与大师截然相反，大师曾多次撰文训斥，却依然不改初衷，后来竟成为“大乘非佛说”的诡辩论者，着实令人扼腕叹息。 

   首先大乘佛法是由小乘法发展而来，虽非佛说但符合佛意，这种思想演进论，已然将遗忘千年的印度“大乘非佛说”，又拿来作为自己的研究成果。在法义上“真常唯心”系的判摄，从根本上就否定了如来藏缘起的妙理，也否定了中国两千年来诸宗的辉煌成就，在他看来大乘八宗的累累硕果，不过是个美丽的误会，唯有他一人是真正读明白了《阿含经》的真意掌握了佛法的精髓，这份自信与夫子自道也足以让人领略“不可思议”的另一内涵了。 

   说阿弥陀佛的信仰，是由印度太阳神的信仰演变合流，文殊普贤二大士也是烘托法义的虚构人物，凡此种种说法皆令人大跌眼镜，令人无语，但在学术化佛学研究的时代潮流中却享有盛誉。太虚大师曾说佛教全面世俗化，就是真正的末法，佛法已异化为世间之哲理，已成意识形态之产物，已是诤论之物，不再是离执的解脱之法，后果之严重不言而喻。 

   印顺法师去六道化，去天化只说人生佛教，六道中只论人间，与佛说十法界因果转变之诸法实相完全违背，如果只论人间与世间之哲理相去也就不远了，这种以偏概全的解读方式，让佛教异化矮化世俗化，让佛陀不可思议的内证境界无从显现，十法界的因果事理与修行实践也无从开展，让佛教失去整体性与一贯性，把佛教的教证二门完全抹杀，不但是变相的大乘非佛说，更是佛教世俗化的践行者。 

   其弟子某尼更是青出於蓝甚於蓝，首先提倡废除“八敬法”，让汉传佛教从始再无比丘尼，与南传某国消灭比丘尼的作法遥相呼应，大力变相宣传“大乘非佛说”，让活跃在中国两千年的大乘佛法，失去主流的阵营，再去天化神通化，让佛陀成了世间的智者，埋没了种种与世间不共的功德，这是在弘扬佛法还是在摧毁佛法，相信正统的佛弟子都能作出正确的判断。 

   尊师重教与护法护教，二者并不相违，我们根本的老师是释迦牟尼佛，唯有护持正法才是真正的尊师重教，如果违背佛陀的教法，却去维护某位所谓的“大德”，这种“党情”不“党理”的颠倒知见，绝非正信佛子所能认可的，虽然今天我们的智慧与威德还不能使他们重归佛陀的怀抱，但是我们必须表明自己的立场，立足传统面对今天与未来，无论沧海桑田世相迭变，我们都坚信“大乘是佛说”。

转载法华学苑一篇修正法师文章《再谈“大乘非佛说”之感言》

   道友又与我谈“大乘非佛说”的话题，认为信奉大乘佛法而出家的僧人，竟然也与南传部派佛教一样质疑大乘非佛说，就像船员出海后忽然怀疑自己是否身在船上，令人感觉匪夷所思，用人本经验理性，作为科学人本理性，所谓客观公正的立场研究佛法，把学术当义学，或挂着义学的幌子，从事学术的考据，以凡夫之情见解读佛陀内证的不可思议境界，就如萤火虫烧须弥山，更是滑天下之大稽，令有大乘信仰者为之喷饭。

   如此作法竟然享有盛誉，可见想灭我正法之心者可谓大有人在，“大乘信仰者”质疑“大乘非佛说”更是深得此类“灭正法者”或“无信仰者”之欢心，“举着红旗反红旗”从客观上说也更具说服力。佛经中四天王曾对佛说，救度众生护持国土都容易坚持，唯有小人无知往往辱及天尊，令我等难以忍受，佛说忍辱为诸圣所称赞，为小人所鄙视，有智之人应行诸佛圣人赞叹之行，勿事小人乐见之行，四天王心开意解依教奉行。

   护持大乘佛法为诸佛菩萨圣贤之所称赞，质疑大乘佛法或解构大乘佛法，为魔王波旬或无信仰者之所称赞，“导师”竟选择了波旬的称赞，且为之自鸣得意，追随者更是如此，不求义学研究之成果，唯求学术研究之成就，以俯视的姿态审视佛教的经典，以人本理性堪定佛经所诠释的内证境界，俨然高超佛祖之上，深深的陶醉在“超佛越祖”的感觉中，对佛陀的经典都可以堪定是非，对大乘八宗的成果视若无睹也就不难理解了。 

   有人说“导师”护教有功，《大乘是佛说》一书就是明证，不可诬蔑大德啊，须知坚信大乘是佛说的佛弟子，都可从这书中看出“大乘非佛说”的结论，如果因为书名是大乘是佛说，就认定“导师”坚持大乘是佛说，而不去细读其中对佛说的定义与逻辑推理，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。民国时期的汪精卫也是以从事“曲线救国”的英雄自居，投靠日本侵略者为虎作伥，消解我国人民的抗日意志，为想做“汉奸”的人开启了“东亚共荣”的大门。这与佛弟子打着“佛教义学”的牌子，从事“学术研究”消解佛教信仰的行为，是何其类似啊，明眼人自可辩别，不俟多言。 

   以人本的经验理性，只局限於人类的感官体验与理性思维，如果研究世间之哲学，可谓客观公正，用来研究宗教是非常尴尬的，因为这个袋子里根本装不下超自然的“神迹”，犹其像佛教这种三世十方无量诸佛无量净土，十法界因果事理皆归一念的诠释，更是无法相信无法考据，所以才有大乘佛法是佛灭后，弟子因怀念佛陀而不断理想化，不断的编造各类经典烘托佛陀的境界，用来安慰思念之心的谬论。

   为了更能适应学术研究的规范，必然要去天神化去神通化，去六道化而孤取人间，将佛定位于一位世间的觉者，只论人间的可以考据的示现，加上印度人不尊重历史的事实，就给从事学术的人更加发挥想像与推理的空间，致于依据有类有时代痕迹的佛典，就推论所有佛经是逐渐完备的过程，而非佛世佛陀亲说，就完全是以偏概全的解读，就如不能因《六祖坛经》的出现，就推理出梵译而来的经典，都是中国祖师的创造同一逻辑。  

   用学术解读佛教必然会出现“削足适履”的怪像，为适应学术规范而曲解佛法，最终的结果是以佛教“导师”的身份，勇敢的开了反对佛教解构佛经的第一枪，自然赢得了学术界的肯定与赞扬，这个“伟大的举动”是他们想做而又不敢做的伟业，犹其是以僧人导师的身份从事解构佛教的运动，更是令人有石破天惊高山仰止的错觉，但这份荣誉对大乘信仰者而言，却是最大的侮辱，内心最大的悲痛。 

   这样的谬论竟然堂而皇之的流行了几十年，真是令人无语泪双流，“党情”者太多，“党理”者太少，义学的声音被淹没在学术的声潮里，是原因之一，正本清源的时节因缘还未成熟，则是一大主因，俗语云“哀兵必胜”，佛教界之青年才俊已然“睡狮猛醒”，僧俗两界佛门弟子都坚信大乘佛法，在阵阵的狮吼声中，此类邪说不久之后也就“雨打风吹去了”，此为势所必然之事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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