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王学纵览】孙应鳌之文，如星日之气，历久弥光!

 明代名臣大儒孙应鳌是凯里市、黔东南州，乃至贵州省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地标性符号，也是古代贵州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历史人物。孙应鳌一生宦游江西、陕西、四川、湖北、北京等地，均留下治学“痕迹”；两度返故里贵州清平(今凯里市)办学著述，对祖籍地江苏如皋“一往情深”，亦留下著述“陈迹”。

 孙应鳌一生为学为政，著作等身，吏治清明。为官则清正廉直，锐意改革，政声卓著；辞官归休，则淡泊名利，专心治学，传道乡里。是为一代鸿儒，理学大家，士林典型，颇有阳明之风范。孙应鳌被誉为“贵州开省以来人物冠”、“以国士目之”、“海内群以名臣大儒推之”……

 作为名臣，孙应鳌官居封疆大吏(巡抚郧阳)，任国子监祭酒(国家最高学府校长)兼经筵讲官(帝师)，获授南京工部尚书(六部之一的长官职)，卒后赐谥“文恭”。

 作为大儒，孙应鳌成为明代贵州“最高行政长官”郭子章迁职后供奉于川中“大儒祠”的三大儒之一，又与当时名流吴国伦、耿定向、胡直等多有酬唱应答。

 作为古圣先贤，孙应鳌开建书院讲学，启蒙乡梓，开一方风气之先，倡一地民风向学，又热心捐建家乡。

 作为学者，孙应鳌学术著述多达十数种，诗作更是逾千篇，又广为资助刊刻古籍、医书，刻文藏于西安碑林，诗八首收于《明诗综》、四百首录入《黔诗纪略》。

 于历史贡献而言，孙应鳌大胆谏言，补“建文”这一国家信史之缺，彪炳千史。其军事才能、官宦业绩亦有极佳口碑传世。

 对于地域影响而言，孙应鳌至少创下了贵州省七个“之最”：“黔省第一位庶吉士”、“黔省有手书碑文立于西安碑林第一人”、“黔省较早有诗作选入全国性诗选集者”、“黔省古代第一位哲学家”、“黔省第一位给皇帝讲课的帝师”、“黔省历史上较早有诗集流传后世的诗人”、“黔省最早职位较高的京官”。李独清教授在《孙文恭年谱·例言》中云：“有明一代，黔省以理学文章气节著名者，不下二十余人，然公认以应鳌为最。就全国而言，‘并时诸子，纵横驰骋，莫不推服’”。

 于历史影响而言，史有公论。清康熙贵州巡抚田雯在《黔书人物名宦》中说：“黔之人物，尹珍以上无论已。明之以理学、文章、气节者，如孙应鳌、李谓、陈尚象以及王训、詹英……皆大雅复作，声闻特达者，而文恭为之最。”清光绪年间的西南巨儒莫友芝在《黔诗纪略·文恭孙应鳌先生应鳌》中亦云：“先生以儒术经世，为贵州开省以来人物冠。即以辞章论，亦未有媲于先生者也。”民国三十年李独清教授在《黔南丛书督学文集跋》中评价孙应鳌：“先生之功业文章，为吾省开省以来人物最，……先生志业，借以考见其大，是则可为吾黔幸矣。……”。

 于后世影响而言，孙应鳌学术体系在整个黔中王学中居于当之无愧的代表性地位，与其他多个王学学派也有诸多联系，其著述在海外亦有一定影响。三百年后，外交家黎庶昌先生在出使日本期间，在异邦发现国内早已失传的《督学文集》后感而慨之“先生之文，如星日之气，历久弥光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