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王学纵览】追求成圣，在思想上完成哲人的华丽转身

 明中期以后，阳明学渐成显学。而阳明学的推动，与兴起于嘉靖、万历年间的讲会频繁开展有关。《明史》载：“缙绅之士，遗佚之老，联讲会，立书院，相望于远近。”讲会，或者说讲学，构成了中国16世纪的巨大文化景观。这与明代专制、苛酷的政治，适成一种鲜明的反照。可以说，一种畸形的文化繁荣，盆栽在一枚窄促的花钵中。

 最早记载念庵对于阳明学的向往，是他十五岁那年。当他听说王阳明讲学于赣州虔台，便欲从学。这个生长于赣江之畔的孩子，少年老成，油菜花香和湍急的江水，熏染和洗刷着他的心灵。在乡土的国度，一个富庶的江南之地，他生命中的世界，呈现着美好的图景。到现在为止，他还没有机会步出吉水，走到更远的世界去见识更大的风浪，欣赏人间更多的美景，和贪恋造物设置的物事繁华。他出生在一个官宦之家，从小饱读诗书，志大才高。他的父母，恳切地希望他能发愤于科考之书，谋求功名———除此之外，我们不能设想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家庭，对于子女有其它更高更正当的追求。因而，当念庵提出要去赣州从学于王阳明的时候，遭到了父亲的阻止。

 父亲的阻挡，并没有完全切割罗洪先对圣人之道的向往。那年八月，阳明弟子薛中离所编的《传习录》（相当于今天看到的《传习录》上卷），在赣州刊刻问世。据胡庐山《念庵罗先生行状》记载，念庵见到后，“奔假手抄，玩读忘寝”。这也侧面反映了阳明学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，不同一般。

 念庵成长的江南吉水，是一个平坦的盆地，周围有青峰迭起，赣江，以及星罗棋布在这平原上的河汊，缓缓地流淌，红壤与迎风摇曳的绿色庄稼构成了一幅色彩强烈的画面，扑打着眼眸。灰色的瓦顶、弧形的石桥、静默的庙宇、谦逊的农人、湿漉漉的秋雨、托着钵子游走于街肆之间的僧人，以及因为红白喜事，或者游神赛会的节日，乡野突然冒出的色彩缤纷的人群、喧哗热闹的声音，和节日过后，人群散去的凄清和冷静———无不构成他对世界的最初体验，一种人世的悲苦感、宿命感，叩击着他的心扉，“天理”、“人欲”、“希圣”、“良知”，这些词汇在他心中交替涌现，超越了他身处的这个现实世界，而时时让他产生一种渴望得道以救世，恢复和重建一种更美好的现实世界和心灵世界的愿望。

 念庵父亲罗循虽不希望儿子“不务正业”，放弃科考而去亲炙阳明。但他自己却不能免于阳明对他的影响。宁王朱宸濠在南昌举旗反叛，阳明在清江府（今樟树市）听闻后，急忙回到吉安招募义士平叛，罗循和念庵老师李谷平都积极参与阳明平宸濠之事。我们不能判定罗循和李谷平是否在思想上倾向于阳明学，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，他们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，对于政权的稳固，对于“正当性”的政治秩序的维护，他们都觉得是义不容辞的责任。这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共性。

 虽高中状元，但罗洪先的仕宦生活开展得并不顺利，或者说他根本就不汲汲于功名。进京会试，与黄洛村、何善山等阳明弟子接触后，更坚定了他对阳明学的认知。第二年，也就是嘉靖九年正月，念庵便请假告归。嘉靖十一年，回京复职。同年五月，父亲病故，遂归乡守丧。起复后，任经筵讲官，又因上疏忤旨，被黜为民。据徐阶撰《念庵罗公墓志铭》，念庵自中进士以来，先后仕官三次，加起来不满三年。其他时间，是念庵退隐乡居，与阳明子弟相从论学，考图观史，精究天文地志、礼乐典章、战阵攻守、河渠边塞，并参与讲会，致力于乡族建设。某种程度上来说，退出明代酷烈的仕宦生涯，对于念庵来讲，未必不是幸事。虽然他无法在政治层面上做“救世”的事情，但他可以专心专意地求道问学，在思想上做精深精微的努力，从而完成一个哲人的转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