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“看花”看做事

为什么我们要儒释道三家同修？因为相比于佛家和道家，儒家做事的经验更为丰富，因为儒家就是倡导积极入世做事的。

所以王阳明不仅能够教书，而且还能够打仗，做官，不仅能够做好，还做得很优秀。按道理讲，他生活在皇权时代，他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规则更为复杂，自由度更小，他为什么能够做得很好？

答案就在王阳明自己所阐释的那个“看花”上。

我看花的当下即见本心，即回归本性的寂灭。本心观照一切相，此是相在本心来看就不是花，而是本心自己的明亮。但是不妨碍眼睛继续起作用，在眼睛的眼中，仍然是一朵花。

我们这个现实世界还没有到共产主义，还没有到人人都是佛，都很通透的状态。大部分人仍然活在权力关系当中，无论是政治权力，还是经济权力，情感权力等等，我们都是被这种权力所调动的。

大部分人都在这种权力关系当中去寻求更高更强的位置，以期待获得更大的权力，调动更多的资源，获得更大的自由度。

如果我们忽视这些现实东西，不采用这种方式调动，那根本就无法组织有效的做事方式。

那这种做事方式与内心的觉悟怎么协调呢？

那就是在做一切事的当下即见本心，即回归本性，这个时候本心观照一切事，一切规则，一切方法。

在本心的眼中，没有什么权力调动，没有那些世俗的规则，只有因缘和合，只有随缘而应。但是，并不妨碍世俗把这种调动仍然看成是权力调动，看成是世俗规则，就像不妨碍眼睛把这个东西继续看成一个相。

在现实中，我们不觉悟的时候，就执着于相，当我们觉悟不彻底的时候，极有可能又执空，就固执的认为要用通透的方式做所有的调动，调动自己大概是没有问题，调动别人就有困难。

觉悟不仅仅是要看清楚自己，还要看清楚别人，还要看清楚现实，在按照现实的方式做事的当下回归本心，本心观照这个现实，那么现实在本心中就被解构了。

这就是佛家所说的“身受心不受”，本心本来就不受，那所谓的身受，只是站在身这个相的角度谈受而已，站在本心的角度，没有什么受不受。

回到了王阳明所说的看花，站在识的角度，也就是眼睛的角度，我们谈物，但是站在本心的角度，我们不谈物。

王阳明死的时候说“我心光明”，他为什么不谈格物致知呢？他为什么不谈战胜痛苦与烦恼呢？他为什么不谈了生死呢？

因为站在本心上，本来就无物，“心外无物”，“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”回归本心，一切都了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