卷三（27）

〖二八〗武帝之贤，预言以戒后世

第22卷，汉纪十四，武帝，征和二年，庚寅（公元前91年）

情之所发，才之所利，皆于理有当焉。而特有所止（止，节制）以戒其流（流，向坏的方面转变），则才情皆以广道（广道，正道）之用。止才情之流者，性之贞也。故先王之情深矣，其才大矣，以通天下之志、成天下之务，而一顺乎道。武帝曰：“朕不变更制度，后世无法；不出师征伐，天下不安；为此者不得不劳民。若后世又如朕所为，是袭亡秦之迹也。”有是心，为是言，而岂不贤乎？戒后世以为情，立大法、谨大防（大防，谓重要的﹑原则性的界限）以为才，固（固，固然）通志成务（成务，成就事业）者所不废也。然而终以丧德而危天下者，才利而遂无所择，情动而因滥于他也。因是而慕神仙、营宫室、侈行游，若将见为游刃有余之资，可以唯吾意而无伤；而淫侈妖巫之气，暗引之而流。无他，才无所诎（诎，同屈）而忘其诎于道，情无所定而不知定以性也。固其得于天者，偏于长而即有所短。而方其崇儒访道，董仲舒、兒宽之流，言道言性，抑皆性道之郛郭（郛郭，外城，此处引申为皮毛。郛，音fú，外城），而昧其精核，无能儆（儆，使人警醒，不犯过错）所不逮，而引之（之，指汉武帝）深思以自乐其天（自乐其天，自己乐于顺应自己的天命）也。

虽然，武帝之能及此也，故昭帝、霍光承之，可以布宽大之政，而无改道之嫌。宋神宗唯不知此，而司马君实被三年改政之讥，为小人假绍述以行私之口实①。则武帝之为此言也，其贤矣乎！

①  “司马君实被三年改政之讥”，参见《宋史?卷三百三十六?列传第九十五》：起光知陈州，过阙，留为门下侍郎。苏轼自登州召还，缘道人相聚号呼曰：“寄谢司马相公，毋去朝廷，厚自爱以活我。”是时天下之民，引领拭目以观新政，而议者犹谓“三年无改于父之道”，但毛举细事，稍塞人言。光曰：“先帝之法，其善者虽百世不可变也。若安石、惠卿所建，为天下害者，改之当如救焚拯溺。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，非子改父。”众议甫定；

按：元丰八年，神宗驾崩；次年司马光主持朝政，着手废除新法，故有“三年改政”之讥；

“小人”：指以蔡京为首，借“绍述”的名义钳制天子，把持朝政的一批人；

参见《宋史?卷四百七十二?列传第二百三十一?奸臣二》：京起于逐臣，一旦得志，天下拭目所为，而京阴托“绍述”之柄，箝制天子，用条例司故事，即都省置讲议司，自为提举，以其党吴居厚、王汉之十余人为僚属，取政事之大者，如宗室、冗官、国用、商旅、盐泽、赋调、尹牧，每一事以三人主之；

“绍述”：即“绍圣绍述”，指宋哲宗恢复神宗时各项新法的事件。元祐八年，宣仁太皇太后崩，哲宗亲政。他对旧党久已不满，以“绍述”（意为继承）神宗成法为名，改元“绍圣”，并任命新党重要人物章惇为相。在此期间，神宗时期的新法逐一恢复，旧党被贬官流放。史称“绍圣绍述”。参见《宋史?卷十八?本纪第十八》。

〖二九〗用人假耳目于私昵，武帝不保其子

第22卷，汉纪十四，武帝，征和二年，庚寅（公元前91年）

刘屈氂（氂，音máo）之攻戾太子（戾太子，刘据，武帝嫡长子）也，非果感于周公诛管、蔡之言而行辟(行辟，执行刑罚。谓诛杀)也。武帝曰：“丞相无周公之风矣。”（刘屈氂，中山靖王刘胜之子，于太子为兄弟，故以周公之事责之）其词缓，未有督责屈氂之意，则（则，如果）［屈氂］陈大义以责太子而徐为解散也，岂繄（繄，语气助词）无术？而必出于死战，此其心欲为昌邑王地耳①。太子诛，而王以次受天下，路人知之矣。其要结李广利，徇姻亚而树庶孽②，屈氂之慝，非一日之积矣。然而屈氂旋诛，奸人戕天性以徼非望，未有能幸免者矣。顾孰使险如屈氂而为相也，则武帝狎宠姬（宠姬，指李夫人）、任广利、而为之左右也。用人假耳目于私昵（私昵，指所亲近、宠爱的人），而不保其子，悲夫！

① 昌邑王，刘髆（髆，音bó），汉武帝第五子，母为李夫人（贰师将军李广利之妹）；

② “姻娅”，有婚姻关系的亲戚；“庶孽”，妃妾所生之子；

按：昌邑王刘髆为李广利之甥；李广利与刘屈牦为亲家，故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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