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中华中医经方医话】叶秉仁先生与经方

叶秉仁先生是我学医生涯中的第一位老师。1973年开始，我在江阴市中医院跟随先生学习中西医内科有6年之多。先生是一位优秀的临床医生，擅长中西两法治病，在治疗危急重症上有丰富的经验。他的中医学术，不拘一家一派之学，国医经方、时方、民间验方、草药都用，不过在我看来，先生在国医经方的应用上更有特色。下面，根据先生的医案以及我的记忆，对先生应用国医经方的经验与特色探讨如下。

一、先生擅用的国医经方

1、三黄泻心汤泻火止血荡涤肠胃：温病极期、肠伤寒出血、中风昏迷、中毒性菌痢等病患者每多积热宿滞蕴阻肠腑，临床多见大便深黄臭秽粘滞，或大便多日不解，舌苔黄厚腻或焦黄。先生每用大黄炭、黄连、黄芩、银花炭、山楂等涤垢，大便通畅，舌上黄厚苔渐化，病人每能转危为安。

2、栀豉汤治温病神昏心烦、冠心胸痛吐血：先生以栀子豉汤合其验方银翘青板汤（金银花、连翘壳、大青叶、板蓝根）治疗乙脑的烦躁不安。也有用栀子豉汤合丹参、郁金、赤芍、瓜蒌等治疗冠心病热郁胸膈、烦躁不眠者。还用栀子豉汤加味治疗胃热出血、咳嗽吐血等。其适用者多有心烦不眠、胸中如窒如痛、欲嗳不能、舌苔厚腻满布等。

3、大承气汤治肠梗阻：先生认为，本方的应用范围不仅限于急性热病的胃家实，凡腑气不通、燥屎阻塞而体气尚充实者，均可用之。他常用以治粘连性肠梗阻，多配莱菔子、木香、大腹皮等。对乙脑患儿的蛔虫性肠梗阻，先生多用大承气汤去枳实、厚朴，合用玄明粉、全瓜蒌、槟榔等缓泻驱蛔通腑。

4、白头翁汤治热毒痢：患者多壮热不已，下痢五色，昼夜三、四十次，胸腹灼热，腹痛较剧，脐旁筑动，肛门灼痛，烦躁不安，口燥唇干，时时求饮，不能进食，脉象细弦而数，舌前光红，根苔焦黑。先生多合大黄，或合生地、石斛、沙参等力挫热毒并救阴。如患者阳虚毒恋，虚实夹杂，见两目少神、脱肛、手足冷，脉沉细、舌淡红时，多配淡附片、干姜、当归、阿胶、赤石脂、甘草、梗米等。

5、葛根芩连汤治急性肠炎：每年夏秋季是急性肠炎高发的季节，葛根芩连汤常用。适用者多发热口渴、暴泻不止，粪便色黄秽臭，肛门灼热，脉滑。先生多用此方加银花炭、焦山楂、木香、马齿苋等。

6、小青龙汤治外感痰喘：适用者多气喘与气短并见，不得平卧。先生认为《金匮要略》“咳逆倚息不得卧，其形如肿，谓之支饮”此文，很像是心源性喘息，而“咳逆倚息不得卧，小青龙汤主之”此文则是肺源性喘息。先生推崇张锡纯先生的经验，常用小青龙汤加石膏治疗各种肺源性哮喘以及心源性哮喘。如用小青龙加石膏汤治疗无锡丁港里3岁男孩的麻疹痰喘，一剂喘定。又以小青龙加石膏汤合三鲜汤、羚羊角救治华士钱家场刘姓男儿夹惊肺胀，一剂即见转机，二剂热退痉止，喘逆得平。1980年深秋治金姓男子哮喘持续状态三昼夜不得卧，先生用小青龙加石膏汤配合张锡纯的从龙汤，两剂即能平卧。

7、生脉散治肺心虚脱：适用者多气短喘急，汗出如雨，面苍唇绀，脉象沉微。先生认为此时虚脱在即，急当大补元气，纳气固肾。处方多用吉林人参、五味、麦冬、蛤蚧尾等救脱定喘。大汗亡阳者，加黄芪、附片、龙骨、牡蛎以回阳救逆，并常配合西医西药抢救。

8、黄芪建中汤治虚寒胃痛：适用于胃痛日久，痛处喜按，空腹痛甚，得食痛减，喜热怕冷，脉虚缓或虚弦，舌苔淡白者。先生先生经常回忆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，胃及十二指肠溃疡、浮肿病、虚劳病，用黄芪建中汤起效甚捷。

9、苇茎汤治肺脓疡：适用者多发热、咳嗽气喘、胸痛、咯吐脓痰。先生还配金银花、连翘壳、蒲公英、炮山甲、皂角刺、桔梗等。

10、瓜蒌薤白半夏汤治冠心病、肺心病：适用者多胸部憋闷、心悸、咳嗽气逆、咯痰粘稠、舌质暗红苔腻，多配丹参、降香等。

11、桔梗白散治痰喘顽疾：先生曾用此方治愈继母的咳喘顽疾。用法是：巴豆去净油，取霜三分，合桔梗末、川贝末各三钱和匀，早晨空腹送下一钱。同时，煮绿豆糯米粥汤备用，绿豆可解巴豆毒，粥汤可以止腹泻。泻下后改服香砂六君子汤及金匮肾气丸以善后。

12、 当归四逆汤治血虚厥寒头痛：适用者多疼痛呈阵发性，发作时疼痛急剧，其人面色青黄，舌质淡而有紫气，按脉沉细。先生指出：仲景立证，要而不繁，“手足厥寒，脉细欲绝”寥寥八字，概括该方证的主证，此方病机是血虚厥寒。患者或身痛，或头痛，或腹痛，或肢冷，或冻疮，或寒疡，难以尽述。除顽固性头痛外，此方也多用于关节痹痛、冻疮、雷诺氏病等。

13、芍药甘草汤加金铃子散治胃溃疡疼痛：本方为先生的经验方，由芍药甘草汤加味而成。适用于消化性溃疡病中的单纯型，也通治各种胃痛。芍药甘草汤治腹痛，加生麦芽疏肝健胃，先生喜用。金铃子散治热厥心痛，多用于心烦、脉数、舌红苔黄，食而痛益甚者。另外配合乌贼骨、瓦楞子等。

14、阳和汤治坐骨神经痛：适用于坐骨神经痛、腰椎结核、深部脓肿等病，其人多面色苍白、畏冷不渴、小便清长、苔白、脉缓。先生认为此证是素体阳虚、寒邪入络，非用此方温化不可。如口苦、溲热、便秘、舌红者不宜。此方常配合复元活血汤、四妙勇安汤、活络效灵丹等。

二、先生用国医经方的特点

1、有是证，用是方。方证相应是国医经方使用的基本原则。先生虽然不特别强调方证，但在临床应用国医经方时，依然以方证为用方的基本依据，因此，常常能不拘常规，别开生面。如乙脑深度昏迷并发胃潴留这一并发症，以往文献未见报导。1966年8月，先生在县人民医院治疗乙脑中发现3例。患者深度昏迷，鼻饲后的水液潴留于胃，反从鼻饲管反流而出。面色苍黄，舌苔白腻，脉象濡缓。在温热病中能不能用温燥药？西医未见报道如何处理？据“有是证，用是方”的原则，先生果断使用宣阳泄浊的平胃二陈汤加减。其中一例服药后胃潴留解除，神志亦见清爽。一例用药后对接至宝丹、紫雪丹，神志遂清。另一例因热象明显，加石膏而愈。再如，七十年代冠心病治疗的流行思路是活血化瘀，但是，先生发现，临床上有一些患者虽有胸闷痛，但瘀血证不明显，反而表现为烦躁失眠、胸闷如窒、舌红、苔腻满布等气郁化火的征象。其依据《伤寒论》栀子豉汤方证“心中懊憹”“烦热胸中窒”的指示，先生常用栀子豉汤加瓜蒌、薤白、丹参等，收效很好。

2、善于合方，特别与温病方的相合。三鲜汤（鲜生地、鲜石斛、鲜沙参）是江阴地区流行的时方，多用于热病入营血、神昏舌绛者，先生喜用。他常与栀子豉汤、犀角地黄汤等合用。曾治疗华士钱家场刘姓男孩麻疹肺炎，发热咳喘十余日，并现惊厥。前医首用辛凉，继用甘寒，终投铃羊、紫雪迄无转机。患儿舌绛而干，脉象细数，危象已见。先生用小青龙汤小剂辛温以透解定喘，合大剂三鲜汤甘寒以救阴，另磨服铃羊角尖，一剂即见转机，转危为安。再如，黑膏（生地、豆豉）是《肘后方》治“温毒发斑”方，晚期江阴名医柳宝诒先生擅用此方治疗伏气温病，先生常配合泻心汤、白虎汤、栀子豉汤等治疗温热病入营烦热出血发斑。另外，受“文革”中大搞中草药运动的影响，国医经方与草药的合用，在先生晚年的处方中也频频出现。如白虎汤加大青叶、板蓝根、银花、连翘等治乙脑，葛根芩连汤加地锦草、马齿苋、望江南等治痢疾肠炎等。

3、探索国医经方与今病的关联。先生重视西医诊断，强调对现代疾病发展过程的把握，同时也注重探索国医经方与现代疾病的关联。如清瘟败毒散治流脑，白虎汤治乙脑，大承气汤治肠梗阻，白头翁汤治菌痢，葛根芩连汤治肠炎，苇茎汤治肺脓疡，麻杏石甘汤治肺炎，生脉散治呼吸衰竭等。西医诊断的明确，对确定用方很有帮助。例如苏士桥陶女，咳嗽咯痰、右侧胸痛半月余。前医用方无效，气急鼻煽，两脉滑数，先生仔细检查，发现右胸第四肋间叩诊呈浊音区，临床诊断是肺脓疡。乃用麻杏石甘汤合苇茎汤加入解毒透脓之品，二剂后咳出大量臭脓痰，热退、咳减、气平、胸痛止。

三、先生重视国医经方的缘由

1、临床医生的立场：“学术无国界，治病在疗效”，这是先生毕生强调的为医观。他长期在基层从事临床工作，每天面对大量的患者，考虑更多的是如何抢救患者的生命与尽快解除疾病的痛苦。不管什么流派，不论何种辨证方式，能救人有疗效才是硬道理。所以先生虚怀若谷，广搜博采，不管国医经方、时方、草药方、民间方，只要有文献记载、有报道的方就要试用。他的临床实践，犹如一个巨大的筛子，选出了一大批有效良方。先生在救治诸如流脑、乙脑、脑血管意外、咯血以及小儿中毒性菌痢、白喉、麻疹合并肺炎、肠梗阻等危急重症过程中，发现了清瘟败毒散、大承气汤、泻心汤、白虎汤、栀子豉汤、葛根芩连汤、白头翁汤等一批疗效以无可争辩的经典名方，成为先生手中救人的王牌方。

2、重国医经方的氛围与学术渊源：江阴历来名医辈出，其中国医经方家特别多，著名的国医经方大家曹颖甫先生就是江阴人。先生早年曾经随曹颖甫先生学习半年，晚年先生为跟随曹师太短未能深造而遗憾。先生的家乡华士是中医名镇，其中姜氏家族最为著名，家传医学历九世，长达二百余年。其共同特点是强调《内经》《伤寒论》、《金匮要略》等经典著作的学习，国医经方尤以三世姜宗岳与姜宗鲁，四世姜健、五世姜大镛为著名。相传姜健曾治愈一例被苏州名医叶天士误治的痢疾，用的即是国医经方黄芩汤加黄连等。先生对华士姜氏医学情有独钟，晚年还收集整理了姜氏家族的医案，考证了姜氏医学的源流。先生早年就读于章太炎先生任院长的上海中国医学院。章太炎先生也是一位国医经方家，他极力推崇张仲景，晚年批阅《伤寒论》甚勤。同时，二、三十年代的上海，中医流派纷呈，其中国医经方家恽铁樵、陆渊雷、祝味菊、刘民叔、包识生等均十分活跃。以上这些名人，对先生的学术思想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先生在闲谈中也经常提到曹颖甫、恽铁樵、陆渊雷先生。他也爱读日本汉方大家汤本求真的《皇汉医学》。

四、结语

非常有幸，我是在先生手把手下步入医门的，在江阴数年的口授心传、耳濡目染，心灵深处印下了先生思想的痕迹。先生务实求真的学术态度，指导着我一直以临床问题为研究中医的出发点与终结点。先生关于方药应用的思路和经验，对我后来应用国医经方、研究国医经方以及推广国医经方，特别是形成“方-病-人思维模式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可以说，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态度，影响了我的一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