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雷泉：金碧辉煌的寺庙不能建立在流沙上

我在上午的大会演讲中，专门引述了锡兰的“摩诃菩#提会”创立者达摩波罗居士，他在1893年参加芝加哥世界宗教大会之后，返国途中在上海一个很戏剧性的事实。他在会中结识了一个美国传教士李提摩太——他曾经配合铃木大拙和杨文会，把《大乘起信论》翻译成英文，介绍到了西方。

当时的达摩多罗居士只有29岁，他怀着一颗要把在佛教的祖国——印度已经灭亡的佛教，重新恢复起来的心愿，呼吁中国的僧人能够到印度把佛法发扬光大，并把佛法传播到西方。我为什么感动呢？在中国的国运和佛教都极其衰微的时候，当时的中国佛教徒也在感叹中国佛教会不会变成第二个印度，在我们自己的事情都还没有做好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具有世界性的眼光。

但是达摩多罗向龙华寺僧人的呼吁，并没有得到积极反应。所以陪同前往的李提摩太就专门请了南京的杨文会，到上海与达摩多罗会面。杨文会有志于复兴佛教的契机可以回溯到1866年，就在太平天国覆灭后的南京一片废墟中，杨文会看到了一个非常令他震撼的现象，就有基督教传教士站在十字街头，在传播福音了。太平天国对佛教造成全面摧毁，但相比基督教的传教活动，没有看到有多少中国的出家人在传播佛教。所以杨文会毁家护教，把自己的家产全部捐出来，办了金陵刻经处。他显然也受到达摩波罗居士的影响，一直在思考怎样复兴佛教，把佛法发扬光大到世界。

我们把杨文会看成是中国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佛教徒，他曾经追随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出使英法等欧洲国家，接触了当时刚刚兴起的宗教学，见到宗教学的创始人麦克斯缪勒。在与追随麦克斯缪勒读博士的日本僧人南条文雄交往中，看到中国与日本所存在的巨大差距。日本的佛教是中国传过去的，但有将近300部佛经，在中国本土已经没有了。

杨文会具有国际性的眼光，同时也有如来使的使命感和责任感。他当时办祗洹精舍，就是想培养梵文和巴利文人才，能够把佛教在印度复兴起来，传播到世界各国。当然这个工作非常伟大，也极其艰巨。可以说是红颜薄命吧，有很大的抱负，但现实能力不足。经过一百多年的奋斗，我们的问题可以说是涛声依旧。

在我看来，中国佛教的发展一定要放在世界宗教的格局中去考虑。我们不能坐井观天，不能被眼前那种暂时的虚荣浮华遮蔽了心眼。提交给大会手册的一张照片，是我在印度的那烂陀遗址上拍的。当年玄奘法师在那烂陀寺留学的时候，可以容纳上万个出家人，但现在是一片废墟。我在落日余晖下，站在那个废墟之中，可说心中充满了苍凉感。

佛教是在印度创立的，却在印度已经灭亡了。中国会不会重蹈覆辙？如果按照这样一个势头下去的话，也很难讲。所以，宗教一定要真正的建立在社会大众之上，不需要受制于任何的中介。如果在佛教与社会大众之间，存在着太多的利益集团，对佛教不是好事。

我们所作的事情，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接受佛法，让佛法能够接受更多的人。我们要认清自己的地位，哲学就是让我们知道自己是什么，学佛也是知道自己算老几。然后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，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。作为大学老师，我们就在大学里守住本分，来教育我们的学生，让更多的学生知道佛教的精华所在，知道佛教是真正能提升人生境界的智慧。同时尽我们所能去教化国王大臣、长者居士，这就是我们的任务。我们希望在当前的一片精神荒漠中，种点树，植点草，来护持真正的高僧。其实中国的高僧不是很多，但是我想，如果有弘一大师这样的高僧，哪怕只有那么几个，我们这个社会，整个人类就有希望。否则的话，金碧辉煌的寺庙其实也就是建立在流沙之中。

就宗教传播来说，佛教与基督教的差距实在太多了。参加佛教界的一些法会和大型活动，我们有时候会不由自主地与基督教相比。如果是基督教，它会这么做吗？显然不会。人家是把钱真正用在刀口上，而我们更多的是用在形式的铺张上，我想这也是没有智慧的表现。

所以，还是需要普及佛法。让佛法使更多的有钱有权者，更有智慧，更有慈悲心，那佛教就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了。

[本文为2010年9月10日作者在香港举行的“中国佛教宗风论坛”闭幕式现场 接受了凤凰网“华人佛教”专栏记者的采访记录]

来源：复旦禅学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