卷二（18）

〖一五〗贾谊“众建诸侯”之言，不闻道而只为术

贾谊之言：第14卷，汉纪六，文帝，前六年，丁卯（公元前174年）

汉初封诸侯王之大也，去三代未远，民之视听，犹习于封建（封建，封邦建国）之旧，而怨秦之孤，故势有所不得遽革也。秦政、李斯以（以，因为）破封建为万世罪，而贾谊以诸侯王之大为汉痛哭，亦何以异于孤秦。而论者若将黥刖秦而揖进（揖进，作揖请进。此处引申为优礼有加，推崇备至）贾生以坐论，数十年之间，是非之易如水火。甚矣夫论史者之惛惛（惛惛，精神昏暗，神志不清）也！

谊之言曰：“众建诸侯而少其力。”以为是殆（殆，大概）三代之遗制也与？三代之众建而俭于百里①，非先王故俭之也，故有之国不可夺②，有涯之宇不可扩也。且齐、鲁之封，征之诗与春秋传，皆踰五百里③，亦未尝狭其地而为之防也。割诸王之地而众建之，富贵骄淫之子，童心未改，皆使之南面君人，坐待其陷于非辟（非辟，邪恶），以易为褫爵。此阳予阴夺之术，于骨肉若仇雠之相逼，而相縻（相縻，相束缚、牵制）以术，谊之志亦奚以异于嬴政、李斯？而秦，阳也；谊，阴也；而谊憯（憯，同惨）矣！汉之剖地以王诸侯，承三代之余，不容骤易。然而终不能复者，七国（七国，指战国七雄）乱于前，秦革于后，将灭之镫（镫，泛指灯，油灯）余一焰，其势终穷，可以无烦贾生之痛哭。即为汉谋，亦唯是巩固王室，修文德以静待其自定，无事（无事，没有必要）怵然以惊也。乍见封建之废而怵然惊，乍见诸侯之大而怵然惊，庸人之情，不参古今之理势，而唯目前之骇，未有不贼仁害义而启祸者。言何容易哉！

至其论淮南之封侯，而忧白公、子胥、鱄诸、荆轲之事④，则周公之封蔡仲也，曰：“尔尚盖前人之愆⑤。”将亦忧蔡仲剸（剸，音tuán，割断，截断）刃以冲成王之胸乎？于是而谊之刻薄寡恩，不可掩矣。淮南之终叛也，皆以为谊言之中也。谊昌言（昌言，谓直言不讳）于廷曰：“安且为白公、子胥。”而安能无以白公、子胥为志哉！然则淮南之叛，谊导之矣。淮南王长之废，国法也；其子受封，亲亲之仁也。淮南终得国，而长犹然（犹然，仍然）文帝之弟，安犹然文帝之从子，［岂］白公、子胥也乎哉！不引而亲之，顾推为仇而虑之，以杀机往者以杀机报，为天子司天下之生杀，日取天下而虑其仇，蔑不仇矣。甚哉，谊之不闻道而只为术也！

①  “三代之众建而少于百里”，参见《礼记?王制》：王者之制禄爵，公侯伯子男，凡五等。诸侯之上大夫卿，下大夫，上士中士下士，凡五等。天子之田方千里，公侯田方百里，伯七十里，子男五十里。不能五十里者，不合于天子，附于诸侯曰附庸。天子之三公之田视公侯，天子之卿视伯，天子之大夫视子男，天子之元士视附庸；

②  “故有之国不可夺”，参见《史记?卷一?五帝本纪第一》：轩辕之时，神农氏世衰。诸侯相侵伐，暴虐百姓，而神农氏弗能征。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，以征不享，诸侯咸来宾从；

③  “齐国之封踰五百里”，参见《毛诗正义?卷五?五之一?齐谱》：周公致太平，敷定九畿，复夏禹之旧制；

孔颖达疏：成王用周公之法，制广大邦国之境，而齐受上公之地，更方五百里。其封域东至于海，西至于河，南至于穆陵，北至于无棣；

“鲁国之封踰五百里”，参见《春秋左传正义?卷五十四?定元年，尽四年》：言既封为大国，地方五百里，又分以土田，更增彼宽厚，为七百里也。《明堂位》云：“封周公于曲阜，地方七百里。”（定公四年，孔颖达疏“【传】：分之土田陪敦”）；

④  “白公”，即白公胜，楚平王之孙，太子建之子，此处指白公胜复仇之事；

参见《史记?卷四十?楚世家第十》：惠王二年，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胜于吴，以为巢大夫，号曰白公。白公好兵而下士，欲报仇。六年，白公请兵令尹子西伐郑。初，白公父建亡在郑，郑杀之，白公亡走吴，子西复召之，故以此怨郑，欲伐之。子西许而未为发兵。八年，晋伐郑，郑告急楚，楚使子西救郑，受赂而去。白公胜怒，乃遂与勇力死士石乞等袭杀令尹子西、子綦（亦作“子期”）于朝，因劫惠王，置之高府，欲弑之。惠王从者屈固负王亡走昭王夫人宫。白公自立为王；

“子胥”，即伍子胥；“鱄诸”，即专诸；

“子胥、鱄诸”，指伍子胥父兄为楚平王所杀，逃亡吴国，结交公子光，利用刺客专诸刺杀吴王僚，后为复仇借吴国之力攻破楚国；

参见《史记?卷六十六?伍子胥列传第六》；

按：子西、子綦均为白公胜叔父（据《春秋左传正义?哀公六年》）；公子光和吴王僚为堂兄弟（据《史记?吴太伯世家》）。故贾谊以此类比汉文帝和诸侯王的关系；

⑤  “蔡仲”，蔡叔度之子，周武王、周公之侄，西周时期诸侯国蔡国第二任国君；

参见《尚书??周书?蔡仲之命》：尔尚盖前人之愆，惟忠惟孝，尔乃迈迹自身，克勤无怠，以垂宪乃后；

《尚书正义?卷十七?蔡仲之命第十九》孔安国传：汝当庶几修德，尚盖前人之过。子能盖父，所以为惟忠惟孝。汝乃行善迹用汝身，使可踪迹而法循之，能勤无懈怠，以垂法子孙，世世称颂，乃当我意。

观鱼曰：首先，诸侯王问题是文帝时期面临的最为巨大的潜在风险，对此，贾谊有责任未雨绸缪；其次，废除封建制并非秦国二世而亡、为万世罪的原因。因此在这一点上把贾谊和秦始皇、李斯相提并论完全没有道理。贾谊“众建诸侯而少其力”的建议是解决诸侯王问题最为温和且成本最低的手段；在未雨绸缪的指导思想下，对于刘安这种极有可能叛乱的宗室，当然应该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防患于未然，白公胜、伍子胥的例子虽然和刘安的情况有差别，但作为前车之鉴非常值得重视，最高利益（政权稳定）面前，船山先生所主张的亲亲之仁思想绝不应该是统治者考虑的因素。

还有一点需要指出，船山先生认为“淮南之叛，谊导之矣”更是欲加之罪，贾谊的谏议是通过上疏的形式，如果说其中的内容激发了刘安的反叛之心，责任应在文帝不密，当然，更主要原因还在于文帝赋予了刘安反叛的资本。

王夫之,读通鉴论,王夫之读通鉴论,王夫之简介,王船山立命